次日天剛亮，李延慶來到了縣衙，這是在地方為官的好處之一，每天不用那么早出門，可以在家中從容吃過早飯后再出門。

    廣場上，新任捕頭和副捕頭張豹、張鷹正在教十幾名捕快練拳，打得虎虎生威，旁邊還跪著幾名捕快，估計是沒有按時到來被罰了。

    李延慶沒有打擾他們，直接向縣衙走去，縣衙剛剛才開門，兩名衙役正手執竹掃帚清掃臺階。

    衙役和捕快的職能不同，衙役主要負責催租收租，或者做各種雜事，而捕快就是維護治安，調解糾紛，抓捕盜賊，但像黑心龍王那種聚眾數百人的江賊就不是捕快的事情了，而是鄉兵的責任，捕快只是負責抓孤身單行的江洋大盜。

    兩名衙役見縣令到來，連忙一起施禮，“參見縣君！”

    “楊縣丞和周縣尉來了嗎？”

    “楊縣丞剛到，周縣尉恐怕還早。”

    李延慶一怔，“為什么？”

    周縣尉一般快到中午才會出現，他那個人比較．．．．”

    衙役們不敢說下去了，李延慶笑道：“比較好酒是吧！”

    “正是這樣，以前的汪縣令也不管他，幾年下來他也養成習慣了。”

    李延慶暗暗點頭，估計前任縣令也和自己一樣，用心腹擔任都頭和捕快，將周縣尉架空了，這個周縣尉年紀偏大，又不是科班出身，前途沒有什么盼頭，整天便喝酒打發時間，等著退仕。

    雖有點值得同情，但李延慶并不想改變現狀，有的縣令并不在意武權，但他卻很看重。

    走進縣衙，便看見縣丞楊菊在指揮衙役們搬運著一只只箱子，李延慶走上前笑問道：“這是在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楊菊連忙向李延慶行一禮，笑道：“我昨天晚上才想起，在縣令官房內有不少汪縣令的東西，所以我一早趕來讓衙役們將它們搬去別處。”

    李延慶見足有二十幾只大箱子，不由好奇地問道：“箱子里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應該是一些石頭，這是汪縣令的愛好，他暫時放在我們這里，回頭會派人拿走。”

    楊菊又笑問道：“縣君對嘉魚縣感覺如何？”

    “挺安靜的一個小縣城，民風淳樸，物價便宜，另外，這里的酒不錯！”

    楊菊頓時笑道：“一定是溫家酒店買的酒，他們店是本縣唯一可以釀酒的店鋪，釀的酒確實很好，在鄂州都很有名。”

    停一下，楊菊又苦笑道：“不過鄉下很多人家都私下釀酒，不查這里民風淳樸，一查就要出人命了，沒辦法，只要不做得過份，官府也只能睜只眼閉只眼。”

    李延慶也不奇怪，山高皇帝遠，朝廷很難與民爭利，湯陰縣何嘗不是如此，所以有句話叫做‘朝廷管州縣，鄉紳管里村’，鄉以下就是鄉紳的世界了。

    這時李延慶又想起一事，問道：“昨天我聽周縣尉說起江賊之事，不知楊縣丞了解多少？”

    楊菊沉吟一下道：“江賊一直是長江之患，幾百年來從未斷絕，縣君知道是什么原因嗎？”

    “縣丞請說！”

    “原因有三個，一是地域范圍廣闊，江賊危害所致大多穿州跨府，要么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剿匪，要么大家都不管；其次就是剿匪是個費錢費力之事，一次剿匪錢糧民力耗費巨大，但往往卻勞而無功，朝廷也不想做種虧本生意；但更重要一個原因便是江賊危害只限于水面，對朝廷社稷沒有影響，甚至對官府也沒有影響，朝廷和地方官府沒有剿滅他們的危機感，這些水賊就像野草一樣，燒掉后又長出來，幾百年來剿不勝剿，大家也不太關心了。”

    “可我聽周縣尉說，似乎曾經圍剿過江賊，為此還先后損失了兩名捕頭。”

    楊菊搖了搖頭，“最近一次***賊還是十年前的事情了，兩名捕頭確實死在黑心龍王之手，卻和剿匪無關，本來剿匪就不需要捕快出頭，是鄉兵的事情，那一次應該說是意外，他們在洞庭湖遇到黑心龍王，正副兩名捕頭都死在黑心龍王刀下。”

    “嘉魚縣的捕快去洞庭湖做什么？”李延慶不解地問道。

    “這件事說來話長，回頭我再詳細告訴縣君。”

    李延慶見他語焉不詳，似乎有什么事隱瞞著自己，便不再多問，淡淡笑道：“這樣說起來，我這次乘船來上任豈不是很危險？”

    “倒沒有什么危險，他們有規矩，不會碰官船，你的船上插有官旗，他們一般就不會去招惹，否則觸怒朝廷，他們的日子就難過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商船會不會冒充官船避禍？”

    “一般不會，那樣做會得不償失，一是瞞不過江賊的毒眼，其次冒充官船可是要坐牢的，沒有幾個船夫愿意冒這種風險。”

    兩人邊說邊走，很快便走進了大堂，就在這時，外面忽然傳來了轟隆隆的敲鼓聲，李延慶一怔，楊菊笑道：“看來有人怕縣君閑得無事，便來給縣君找事了。”

    “這是．．．．．有人告狀嗎？”

    “正是！”

    這時，剛才在門口掃地的兩名衙役跑了進來，“那個賀老六又來告狀了，還帶來一名訟師！”

    楊菊眉頭一皺，“他們不是答應自己協商解決嗎？怎么又來了。”

    “賀老六是什么人？”李延慶不解地問道。

    “是本縣一家子錢鋪的東主，他去年借出一筆錢，結果事主年初死了，只剩下孤兒寡母，當時事主好像用借來的錢買了一間鋪子，賀老六就想把這鋪子收回去，但事主遺孀不肯，所以一直在打這個官司，本來雙方答應自己協商解決，但不知今天怎么告狀了，估計是因為縣君上任的緣故。”

    李延慶點點頭，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有人告狀了，他倒也有了幾分興趣，李延慶隨即坐上大堂，又讓人去找莫俊，莫俊可是經驗豐富的老幕僚，能給自己出一點主意。

    他隨即坐在‘明鏡高懸’的牌匾之下，重重一拍驚堂木，“開堂！”

    幾名捕快一聲高喝，“開堂——”

    ........

    宋朝百姓極好打官司，動不動就擊鼓告狀，雞毛蒜皮的小糾紛也要上公堂見分曉，為此出現很多以幫忙打官司為業的人，叫做訟師，也就是今天的律師，大宋還有專門的訟師學校，專門培養精通法律的專業訟師。

    也正是因為宋人好打官司，所以使縣令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費在應對民間各種官司上，這種情況下，大部分雞毛蒜皮的糾紛小案都由法曹押錄負責調解，調解失敗，一定要對簿公堂，才會由縣令來審案，這無形中就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縣令的負擔。

    而且一些重大案件還可以上訴到更上一級的提刑司那里，提刑司就相當于檢察院，專門復核所屬州府的各種重要大案，防止出現冤獄的情況。

    當然，雞毛蒜皮的民事糾紛案件提刑司是不管的，他們一般只監察重大的刑事案件。

    和明清兩代不同的是，宋朝縣官審案十分親民，一般不需要下跪，兩邊也沒有虎視眈眈的衙役手執水火棍喊著威武。

    而且也并不是立告就會立審，縣衙門口立著兩塊牌子，一面叫‘詞訟牌’，另一面叫做‘屈牌’，下面各有一口箱子，若非緊急的民事訴訟，原告可在詞訟牌下投狀，調解失敗后再由縣衙擇日開庭；如果是緊急事項需要告狀，則到‘屈牌’下投狀。

    至于聞登鼓只有在非工作時間且有緊急事項時才允許敲鼓，住在后宅的縣令聽到鼓聲后就會前來開堂審案，今天是因為時間早，兩塊牌子都還沒有來得及拿出去，所以原告便敲鼓告狀了。

    李延慶坐在大堂正中，有捕快出來把原告領到西廊下靜候，上來的是訟師，他負責遞狀紙，闡述案情，有需要時才會叫原告上堂詢問，來上任的路上，莫俊已經把這些基本的審案規則告訴了李延慶，當然各種法律條款當初考發解試時也背過，即使忘記了，旁邊也會有法曹押錄提醒。

    這時莫俊匆匆趕來，站在李延慶身旁，訟師快步走上前，躬身行一禮，“學生張明參見縣君！”

    “可有什么急案，非要敲聞登鼓？”李延慶語氣中頗有些不滿，明明沒有什么著急的案子，卻要敲鼓催促。

    張明連忙解釋道：“學生不敢戲弄縣君，只是縣君有所不知，鄉人喜圖早利，講究開門見紅利，今天是縣君第一次審案，大家都急于瞻仰縣君的風采。”

    李延慶看了看下面，外廊已經站了十幾名趕來聽審的閑人，其實也不是閑人，幾乎都是訟師，都想通過這件案子了解新任縣君的審案風格。

    李延慶卻不買他的帳，冷冷道：“小事大辦，緩事急辦，輕重不分，且以‘不敬之舉’記你一過，罰原告錢五百。”

    訟師也有約束，一年只有三次記過機會，連續三次記過當年就不能接案子了，這件案子明明不急，應該是放在詞訟牌下，等擇日開堂審理，他們偏偏要敲聞登鼓告狀，這就是訟師不專業了，所以要吃罰，不僅訟師被罰，原告也要罰錢五百文，以示警告。

    訟師張明沒想到新縣令這么嚴厲，一點都不好糊弄，他嚇得低下頭不敢吭聲。

    李延慶這才道：“把訟狀遞上來！”

    張明躬身呈上訟狀，一名捕快將訟狀轉給李延慶，李延慶翻了翻道：“這樁案子的大致情況我已了解了，但我聽說你們已同意與被告協商解決，為何又要來告狀？”

    “啟稟縣君，有兩個緣故，一個是雙方協商失敗，都不肯讓步，另一個是我們又找到了新的證據，可以證明對方就是用借貸的錢買的土地，所以我們決定上堂申訴。”

    李延慶點點頭，“你先下去等候吧！待我把被告找來，然后再繼續審這樁案子。”

    訟師也到西廊去等候了，李延慶隨即令兩名捕快道：“你們去把被告找來，且告訴她，如果她不肯來，恐怕判決對她不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