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首輔值房出來，魏廣德回到自己值房，就直接提筆給工部下了條子，要求他們重新討論膠萊運河和迦運河之利弊，同時對兩條運河所需耗費進行大致估算。
唯一單獨注明的，就是迦運河按照五年時間，利用農(nóng)閑時間開鑿而不是如這時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樣，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連日連夜趕工，爭取最短時間完成的模式。
條子寫好后，魏廣德把條子交給蘆布，讓他派人送往工部，直接交到尚書朱衡手中。
魏廣德不知道的是，今日不經(jīng)意的意見以及和張居正在值房里發(fā)生的爭論，對大明的歷史走向產(chǎn)生了什么樣的影響。
原本歷史上，自弘治年后，黃河逐漸頻繁地于歸德、曹、單和豐縣一帶向東決口，洪水漫淹魚臺、沛縣一帶泗河，運道屢被淤塞，山東南部運河不再暢通。
時任工部及總河都御史翁大立于隆慶三年和四年，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：改開新渠，以避黃泛。
“于梁山以南別開一新渠，以避秦溝、濁河之險.....比來河患不在山東、河南、豐沛，而專在徐、邳，故先欲開泇河口以遠河勢。經(jīng)久之策……在開泇河以避洪水”。
翁大立的建議，當時不僅未被采納，自己還因延誤漕運而獲罪罷官。
然而自他開始，卻引發(fā)了一場長達三十七年的“泇河之議”。
隆慶五年四月，黃河又在邳州決口。
這時工部尚書朱衡又奏請開泇河，于是朝廷命禮科給事中雒遵前去勘察。
雒遵勘察后上言，開泇河雖然取道便捷，但施工實在艱難，并列舉了“開泇三難”。
隆慶皇帝看了這個奏議，下令再次勘查。
這一次，總河都御史萬恭回來后對朱衡講述所見所聞，讓朱衡轉(zhuǎn)變了看法。
奏報開泇“有三難，大略如遵指”，并說現(xiàn)在的漕河已經(jīng)暢通了，徐、邳之間堤高水深，不必再另行開河了。
這個奏報再加上萬恭提出的“開泇六難”、“永罷開泇之策”之議等，使朝廷上反對開泇的意見占了上風，這樣開挖泇河的事也就作罷了。
朱衡當著魏廣德的面再次提出開迦運河，其實也是相對于膠萊運河，開鑿迦運河要實際一些。
最起碼，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，而不是如膠萊運河般，因為水量關(guān)系只能過吃水較淺的船舶。
時光又至萬歷三年二月，時任總河都御史的傅希摯再次上疏朝廷，重提開挖泇河。
他在《開泇疏》中系統(tǒng)闡明，治理黃河應當從它最大的禍患著眼，一定要使它從根本上得到治理。
傅希摯在疏中批駁了開挖泇河的“三難”之說，稱自己派鉆探、測量和繪圖的專人到“三難”的地方逐個勘察，得出的結(jié)論是可以解決上述難題。
傅希摯關(guān)于開挖泇河的奏疏，詳細寫明了解決辦法，如此深入詳實、精準透辟，入情入理，勢如高屋建瓴，實為一篇治水理論的杰作，這與一些官員奏章中常有的那種空泛、教條、庸冗之風，形成鮮明對照。
其基于實際的真知灼見，產(chǎn)生了強烈的說服力，這不能不使當時的萬歷皇帝為之贊賞。
萬歷看后，即命工部都給事中侯于趙，會同傅希摯和巡漕御史劉光國，共同提出一個明確具體的議案來回報。
開挖泇河之役，看似已經(jīng)說動了萬歷皇帝的心，即可成為現(xiàn)實。
然而，侯于趙實地查看后，卻提出了一些實際的問題，認為應該先開鑿良城伏石，事先修好豐、沛的堤防，再慢慢商議動工開挖泇河的事。
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報中的說法，也與侯于趙一樣，“謂開泇非數(shù)年不成，當以治河為急”。
萬歷皇帝聽后，很不高興。
責備侯于趙等人阻礙這件事，對其勘察的奏議表示質(zhì)疑，并說這和傅希摯的奏議大不相同，指責他們是“不能靠其辦成大事的人”。
但實際上仍聽任了他們“先治黃河后開泇“的想法，使開泇之議再次泡湯。
至此，“開泇河”之議已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，對朝廷來說拿不起又放不下，朝臣們對此更是忌憚慎言，再不敢觸碰這個話題。
這種情況持續(xù)到萬歷二十一年，黃河又決口下漫沛縣、徐州，漕運再次被阻。
當時舒應龍任總河尚書，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魚臺等縣積水的議題，奏準在韓莊開一支渠，從韓莊向東，引湖水經(jīng)過彭河走泇。
韓莊支渠開挖雖然仍沒有解決運河避開黃淤的問題，但它卻在很大意義上揭開了開挖泇河的帷幕。
之后在萬歷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黃河大水之際，黃河又在徐州黃堌決口，河道向南遷移，徐州、呂梁以下河段幾乎斷流。
到此時，開挖迦運河已經(jīng)由考慮變成必須，朝中大臣這才開始支持此議。
在劉東星主持下，于原來舒應龍開挖的韓莊支渠基礎上，對河槽加寬加深。
劉東星排除種種困難，終于在萬歷二十九年開通了泇河。
并于韓莊向北在湖東開河四十五里，以便纖挽船只，避免湖中行船風險。
泇河雖然初步開通，但尚不能通運，僅能通行小船：“河身尚淺，水二、三尺不等，江浙、湖廣糧船重大，艱以通航”。
萬歷三十一年，時任總河侍郎的李化龍再一次提出開挖泇河通運，并于次年正月上《請開泇河酌浚故道疏》，其中提出開泇河的“六善”、“二不疑”說，更全面闡述了開泇通運和避黃的必要性及益處，言之具體而現(xiàn)實，深得萬歷皇帝的贊成。
詔命即刻集中力量開工，為漕運大計做好長遠的打算。
李化龍循舊跡，自夏鎮(zhèn)南李家口向東經(jīng)種口，漸轉(zhuǎn)東南郗山，至韓莊折向東，經(jīng)臺兒莊轉(zhuǎn)東南至邳縣直河口入黃河，全長二百六十里，統(tǒng)稱泇河，至萬歷三十二年五月通航。
至此，后世可見的京杭大運河才算徹底確定下來，直到新中國建立，運河依舊保持著現(xiàn)在的河道，再未改變。
實際上，迦運河的開通，基本上解決了黃河水患對漕運的阻礙，用清代治河專家、河道總督靳鋪的評價說：“有明一代治河，莫善泇河之績。既避黃河之險，又資泉湖之利”。
綜觀明代圍繞山東南部的治河保運，朝廷大臣在主張上形成兩派：即“借黃行運”派與“避黃行運”派。
“避黃行運”派的主張從翁大立、傅希摯、舒應龍、劉東星、李化龍等人的議奏中，已看得比較清楚。
主黃派以潘季馴、萬恭、常居敬等為代表，他們認為當時的根本問題是黃河，只要集中全力把黃河治好，既可以使百姓擺脫黃禍，又可以借黃行運。
潘季馴在萬歷年間開始嘗試用束水攻沙法，治理徐淮黃河的成功經(jīng)驗證明，黃河淤塞運道問題是可以解決的，而不必分散力量再開新河。
在“泇河之議”中，以潘季馴為代表的主黃派反對開泇河。
在泇河開通之后，他們又認為開挖泇河是不成功的，嚴重貽誤了對黃河的治理。
雖然泇河開成以后，泇河經(jīng)常河淺沒水，而到夏秋就受沂河、武河和京河的山洪沖擊，出現(xiàn)大量淤沙。
泇河新渠在明末又不斷進行了拓展、疏浚，其建置不斷完善。
到了清代，完全接受了開挖泇河的成果，并把它作為京杭運河的主航道，舊運道被完全廢棄。
而現(xiàn)在，大明萬歷年間河政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明顯變化，在魏廣德堅持下，迦運河避免了此后長達二十年的爭論，在其推動下直接進入明廷視野。
當晚，朱衡就到了魏廣德府邸，他來自然是要問清楚內(nèi)閣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“我思考過了，與其再次嘗試膠萊運河，不如開挖新河渠，避開黃河之險。”
魏廣德對朱衡解釋自己的理由，“在張居正心里，依舊是漕運的重要性遠大于海運，我在內(nèi)閣話語權(quán)不如他重，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支持開挖迦運河，保住漕運暢通，對朝廷有利。
迦運河開工，不代表黃河就不治理，在我想來，黃河依舊要治，只是這次只是治水，和保運沒有任何關(guān)系，想來對于治水之人來說，承擔的責任就要小一些。”
“五年？”
在朱衡問詢的時候，魏廣德給了肯定的回答。
“工程浩大，需要求穩(wěn)，第一年主要是再次確認開河的可能性。
之前你說存在一些難題急需解決，工部要召集水工方面行家商議解決。
該筑堤的筑堤，該鑿石的鑿石，務必把準備工作完成。
周邊水系要詳細調(diào)查，對調(diào)水也要有詳細的計劃，切不可因為水量影響行船......”
魏廣德把自己考慮統(tǒng)統(tǒng)向朱衡解釋一遍，最后才說道：“這些年漕運因為黃河水患屢屢斷航，我希望迦運河建成后，漕運能保持持續(xù)順暢。
只是黃河過水時，稍稍停留數(shù)日還可接受，但若因此斷航是斷不能接受的。”
朱衡聞言想了想才說道：“既如此，那我抽空親自走一趟，帶人先實地查勘一番。”
“心中沒底？”
魏廣德聞言失笑道。
“自嘉靖四十五年完工新渠后，我就再未去過，沒親眼見到，我也不敢拍著胸脯說能行。”
朱衡苦笑道。
他算是明白了，迦運河能不能行，貌似已經(jīng)涉及到魏廣德和張居正之間私下里一次斗法。
魏廣德不想輸給張居正，條件就是迦運河可行。
否則，以后張居正和魏廣德關(guān)于朝政，但凡有紛爭，今日之事都可能成為張居正攻擊魏廣德的理由。
那就是有前車之鑒，你魏廣德反對他的意見，但你的辦法也行不通，不比他張居正的辦法好。
于是第二日，朱衡就以工部部議上奏，欲前往南直隸，實地查勘迦運河走向。
奏疏到了內(nèi)閣，魏廣德很快批“可”，隨后送入宮中批紅。
小半月后，魏廣德又請假一日，前往通州碼頭接回妻兒。
魏廣德自隆慶六年受急旨趕回京城到現(xiàn)在，夫妻已經(jīng)一年未見，此番想見自有千言萬語難訴思念之情。
帶著倆孩子上了馬車回京城，一路講述近年過往，不知不覺就到了家門口。
次日回到內(nèi)閣辦差，就收到兵部公文。
上次戚繼光的戰(zhàn)報只是講述戰(zhàn)果，并未把整場戰(zhàn)事詳細匯報，而這次的公文則比較詳細，不僅講述了戰(zhàn)斗經(jīng)過，最后還上奏，朵顏部首領董狐貍率部眾二百余人叩關(guān)求降，請朝廷定奪如何處置。
即萬歷元年春，董狐貍親率侄子長昂集中朵顏部幾乎全部家底，數(shù)萬部眾騷擾薊鎮(zhèn)未果后，在秋高馬肥之際，再次由其弟董長禿率部饒邊。
朵顏部先在喜峰口外借口“邀賞”，在周邊大肆燒殺搶掠，企圖誘明軍出塞。
可他們顯然低估了明軍戰(zhàn)力，戚繼光聞訊后立刻出兵，在喜峰口外重創(chuàng)朵顏部前哨。
一計不成，朵顏部索性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，這次戚繼光也集中重兵，命令董家山守軍主動出擊，又讓北面榆木要塞守軍從后路夾擊，硬碰硬的和朵顏騎兵打一場野戰(zhàn)。
明軍先以戰(zhàn)車阻遏蒙古騎兵，再以火炮轟擊，朵顏騎兵在明軍炮火下大亂，明軍步兵趁勢沖鋒，騎兵兩翼包抄，迅速沖亂了蒙古騎兵軍陣。
朵顏部苦心籌謀的“引出來打”，很快就成了崩潰屠殺，明軍一路追殺一百五十多里，不但重創(chuàng)敵人，更活捉了朵顏部首領董長禿。
董狐貍主動求降，其實也是被明軍兇猛的炮火打服了。
要知道，這次戚繼光獲得的勝利可是一場硬生生的野戰(zhàn)，在蒙古人心里，他們是野戰(zhàn)無敵的。
可是這次他們踢到戚繼光這塊鐵板，直接用車營正面應戰(zhàn)，用騎兵追殺的戰(zhàn)術(shù)，讓朵顏部自知和明軍交戰(zhàn)再無勝算。
沒了交戰(zhàn)的底氣，自然只能請降一條路。
不過或許是因為和明人交道打得多的緣故，他們請降的同時也請求恢復封貢。
之前是戰(zhàn)報，自然早送晚送倒是無所謂，可是這次請降和請封，情況就不同了，魏廣德當即拿著兵部奏疏就去找了張居正。
“善貸以為如何？”
首輔值房，張居正看完奏報后問道。
“大同都認了，若拒絕所求，難免讓蒙古諸部死心，和朝廷死磕到底。”
魏廣德苦笑道。
張居正知道魏廣德的態(tài)度和他一樣，隨即點頭道：“那就按朵顏舊例行事。”